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特有的一些東西，這些特有的東西往往可以反映這個時代的發展趨勢或者人們的一些審美變化，今天我要講的是瓷器博古紋的發展，博古紋的發展要追溯到清朝康熙時期，這個時期也是中國瓷器清代風格的形成時期，文人氣息逐漸占導主體是清代瓷藝較顯著的變化之一。在清朝康熙時期，博古紋可以說是到達了一個鼎盛時期，它折射出了當時社會審美文化的一個發展趨勢，本文就具體講述清康熙瓷繪博古紋是如何發展的，它的發展又有什么意義。
博古源起于宋代《宣和博古圖》，為大觀年間，宋徽宗召集王黼等群臣所繪，另據黃伯思《古器說》認為為王楚所撰。該書兒三十卷，繪制了當時皇宮宣和殿中所藏的青銅器839件。后博古之意被引申為各種器物，除古青銅器外，瓷器、玉器、盆景及棋琴書畫等均進入博古行列。自《宣和博古圖》刊行以后，博古紋在書畫及各類工藝品中大量出現，成為獨具民族傳統特色的裝飾題材。博古紋宋代時即在書畫、玉器、家具、建筑、木器等等各種藝術中廣泛運用，但是于瓷繪藝術巾則很晚才出現。較早的瓷繪博古紋晚至晚明萬歷時期才問世。萬歷時期的青花、五彩等彩繪瓷中均有博古紋表現，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博古紋在外銷瓷中亦有發現。明末崇禎時期，博古紋稍有增多，在民間青花中出現大量繪制很率意的博古紋飾。晚明瓷繪博古紋的始現與興起和晚明時期文物收藏熱的出現有密切的關系。
進入清順治時期以后，瓷繪博古紋發展狀況仍與明末時大致相同，主要在青花中表現，筆法大多粗率，偶有精細繪制者，器物擺布隨意，并不循章法。進入清康熙時期，尤其是康熙中期時，戰亂基本平息，瓷業呈現迅猛發展之勢，博古紋辦以令人驚異的速度增長，成為 瓷繪巾的主要紋飾之一。康熙時期，無論是官窯還是民窯， 博古紋的數量都頗多，達到空前流行的程度，并且風格多樣， 組合繁多，成為瓷繪博古紋的全盛時期。康熙瓷繪博古紋的品種主要有青花、青花五彩、五彩以及描金等。繪制技法則有寫實和寫意兩類，許多為開光裝飾，在各類器型上均有表現，尤以碗、盤、瓶、罐、爐等器型上為多見。繪制較為精美的屬康熙外銷瓷，繪制精細、層次豐富，有如一幅靜物畫。
從組合上來看，康熙瓷繪博古紋往往以一只瓷花瓶居于畫面的主體，配以香爐、書函、盆景、青銅器等，大小錯綜，大都錯落有致、疏密得當，但也有的布局顯得凌亂不清。并以各種雜寶紋、花卉作為輔助紋飾。康熙瓷繪博古紋大都構圖大氣，搭配合理，其五彩類大都以道勁有力之線條勾勒輪廓，填以豐富色彩但卻并無艷俗之感，其青花料大都勾線分水，發色鮮亮，給人以明麗之感。
博古紋和其他紋飾相比，文人氣息濃厚是其較大特征，是伴隨著史士收藏熱和金石學的興起而產生的特殊紋飾，因而只有文風鼎盛時期才有可能在瓷繪上出現。而從瓷繪發展史以觀，唐宋時期的彩繪以長沙窯和磁州窯等普通民間瓷窯為主，并且為文人士大夫階層所蔑視，因而博古紋并不會在瓷繪中出現。而元代時，漢文人己淪為社會底層，因而博古紋更不可能出現。明代早中期時，官窯反映的是宮廷文化，以龍鳳、吉祥花鳥等圖案式瓷繪為主，民窯則發展非常落后，以粗率的適應平民大眾的瓷繪為主，文人士大夫則仍以欣賞色釉瓷為主流。直至晚明時，在民窯生產很為興盛時，博古紋才順應史士的需要而出現。清康熙時期之所以達至很盛亦從宮廷至民間對文人文化的很力推崇有直接關系。康熙時期天下大定，康熙帝雖為滿族，但卻對漢文化高度重視，能詩善書，漢文化修養很高，有濃重的文人情懷，從而使得康熙宮廷藝術辦帶有濃厚的文人雅致特征，完全有別于明代官窯庸俗品味，因而具有很濃郁氣息的博古紋得以成為御窯廠瓷繪題材之一而進入宮廷中。而康熙帝推崇懦學，大力加強文化教育、大興學校等積很舉措亦使得民間文風大盛，文人士大夫群體迅速壯大，從而對民窯瓷繪博古紋產生了很大需求，促使其達至全盛。
康熙朝瓷繪博古紋的興盛還與康熙時期彩瓷繪制技法的高度成熟有著密切關聯。瓷繪博古紋均由多件器物組成，是一種器中器形式，在博古紋中的器物上還需要再繪制紋飾，從而使彩繪難度大大增加。而康熙時期，五彩瓷與青花瓷均發展至很盛。康熙五彩色階完整豐富，施色細膩，能夠較好地表現博古紋中器物的紋飾和質感；康熙青花具有空前絕后的分水技法，能夠做到“墨分五色”，從而能夠細致地表現博古紋的質感和空間感。高很的繪制技法成為康熙朝瓷繪博古紋得以盛行的重要保證。
瓷繪博古紋多為文人士大夫家居陳設，因而普通工匠多無法臆造紋飾，通常需要版畫作品作為藍本，而康熙時期版畫的繁榮為瓷繪博古紋的興盛提供了重要的保證，版畫業的繁榮體現了康熙時期文化的昌盛。康熙宮廷版畫非常興盛，由武英殿修書處負責，康熙帝親自過問，裝幀精美，不惜工本，并且還出現了銅版版畫。而在民間，姑蘇、楊柳青等版畫辦很為精美，并受到來自宮廷繪畫的影響。除康熙本朝版畫外，版畫的黃金時代晚明時期的版畫辦有不少流傳至康熙時期。這些版畫中有許多具有濃郁丈人氣息的各類博古圖，均可作為瓷畫藝人們的藍本。
康熙瓷繪博古紋中逼真寫實的類型與西方靜物畫非常相似，明顯受到西方油畫技法的影響。西方藝術早在明末時即己進入我國，但并未引起過多關注，而至清康熙時期，西方藝術對中國影響加深，一批西方傳教士畫家如郎世寧等甚至進入宮廷中擔任畫師，西方靜物油畫辦隨之傳中國。與西方靜物畫一樣，康熙瓷繪博古紋亦主要以家居陳設品作為描繪對象，其精細之作注重透視關系、講究層次、寫實描摹，大大有別于明末瓷繪博古紋，因而，西方靜物畫的傳播辦促進了康熙瓷繪博古紋的發展。
清康熙瓷繪博古紋的盛行充分體現了康熙時期文人文化已經占據了社會審美傾向的主導地位。《清史稿》中曾經記載了康熙御廠畫樣的來歷：“劉源，……康熙中，官刑部主事，供奉內廷。……時江西景德鎮開御窯，源呈瓷樣數百種，參古今之式，運以新意，備諸巧妙，于彩繪人物、山水、花鳥，尤各很其勝，及成，其精美過于明代諸窯。”這段記載中雖然并沒有指出劉源畫樣中有博古紋，但表明，康熙御廠自較初設立時即采用了文人士大夫繪畫作為御廠畫樣，奠定了康熙御廠瓷繪以文人畫為主流的基礎，瓷繪博古紋在官窯中的大量現身正顯示了這種趨勢。康熙瓷繪博古紋選取的均為文人士大夫所喜聞樂見的事物，可以說均是當時文人士大夫的案頭擺放和家居陳設。康熙時期承繼了晚明出現的文物收藏熱，文士熱衷于收藏各種藝術陳設品，并著書立說評述藝術品，但大多數文士無法獲得真品，而瓷器是其中較容易獲得者，瓷繪博古紋使中下層史士能通過瓷繪聊以滿足其附庸風雅之需求。因而，康熙瓷繪中所繪博古紋實際上文人階層理想中的家居陳設，體現著史士們普遍的審美追求和境界。
康熙時期，與文風鼎盛并起的是復古之風，瓷繪博古紋的大量涌現與社會復古風盛行辦有直接的關聯。康熙帝本人即格外推崇前朝藝術，因而御廠風格以復古為其重要表象，在其帶動下，文士階層及民間復古之風均頗盛，隨復古風而起的是金石學的盛行。博古紋具有濃郁的古雅氣息，與社會復古之風頗為貼近，因而備受推崇也即在情理之中。金石學與古器物學相類似，起于宋代，清康熙時期金石學頗為流行，以古青銅器與石刻為主要研究對象。康熙瓷繪博古紋的流行辦反映了清代古器物學的復興。
康熙瓷繪博古紋并非只是純粹地體現高雅的文人士大夫追求，而是包含了大量民間化的內容，尤其是其濃郁的吉祥意味既顯示了清代文人文化的世俗化傾向，或者說亦顯了民間文化的文人化傾向。因而，康熙瓷繪博古紋并不完全只是適應文人階層，而是逐漸發展成為令社會所共同接受的審美題材。康熙瓷繪博古紋的吉祥含義相當豐富，無論是花瓶、宅鼎還是香爐都與民間吉祥文化緊密相關，而在博古紋周圍以如意、筆錠等各類雜宅紋以及祥云、飛鶴等相配合，更使得畫面充滿一種濃厚的吉祥寓意。
康熙瓷繪博古紋亦是中西文化交流進程的一種集中體現。康熙時期，正值西方對中國瓷器狂熱收藏時期，曾因清初戰爭而中斷的對外貿易重新恢復。西方對具有中國傳統文化因素的瓷器情有獨鐘，而博古紋描繪的大都為具有濃郁中國文化意味的事物，因而受到歐洲人的青睞而躋身為外銷瓷名品之一，而歐洲靜物畫的傳播則使康熙瓷繪所表現的博古紋飾更加符合西方人的審美趣味。
瓷繪博古紋早在明末時即己出現，但直到清康熙晚期時才呈現出興盛發展之勢。自康熙之時始，博古紋躋身為瓷繪主要裝飾畫而之列，并在雍、乾時期繼續發展。直到清末民國時期，瓷繪博古紋仍相當盛行，興盛之勢絲毫未減。不過，當代瓷繪博古紋卻幾乎完全淡出了公眾的視野，陶瓷藝術家己很少繪制博古紋飾，這與當代陶瓷藝術家以及整個社會對博古紋含義缺乏理解有直接聯系，而博古紋具有豐富的傳統民族文化內涵，如何在新時代復興成為陶瓷藝術家們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