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會中，宮廷似乎是完美的代名詞，宮廷中所有的東西是大家所向往擁有的東西，宮廷的文化也是大家所追隨的文化，總之，宮廷的東西就是較好的，今天，我要講的是宮廷的雕塑，其實在哪個時代都少不了它的存在，各種各樣的雕塑遍布各個時代，而今天我要講的是瓷雕，而且是清宮的瓷雕，我們知道宮廷中有很多部門，各個部門分管著不同的部分，在清宮中做瓷雕的是景德鎮御窯廠，專為宮廷制作各類陳設用瓷和日用瓷，其實際上是造辦處的一個外設部門，和宮廷各部門在管理、生產等制度上并沒有太大差別，因而造辦處對御窯廠瓷藝的發展建勢產生著決定性的作用。清宮的許多瓷雕都是出自這個部門，御窯廠的工匠都是從各地較出色的工匠中選出來的，技藝精湛，他們做的很多產品不能自主發揮，都是在造辦處的指導下完成的，探究清宮造辦處和景德鎮御窯廠瓷雕之間的關系及風格影響，對于更加清晰地理解御窯廠瓷雕藝術特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造辦處是清宮所設置的特有機構，是專門負責管理和制造宮廷藝術品的機構。造辦處的設立和清代皇帝對藝術品的嗜好有著密切聯系，其推動宮廷藝術發展的作用是非常顯著的，它使宮廷藝術品達到空前興盛的程度。造辦處始設于清康熙時期，但當時的造辦處仍屬初創階段，還沒有建立健全相應的管理機構。至雍正時期，雍正帝完善了管理機構，使造辦處的生產水平達到高峰。乾隆時期，更加酷愛藝術的乾隆帝將造辦處各于工作坊制造技藝推至發展頂峰。乾隆之后，隨著國家財力的衰退，造辦處的生產開始出現每況愈下的局面。
清宮造辦處較初設在養心殿內，故又稱為養心殿造辦處。造辦處各時期作坊數量不一，乾隆二十年是其鼎盛期，只計四十二作，而至清代末年的光緒時期己降至 十四作，共計工匠人十一種，俗稱“造辦處十一行”。造辦處權限很大，是清宮內較龐大的機構，全盛期工匠數約八百人以上，即使是晚期時辦達四五百人。造辦處的工匠們承擔著宮廷所有的藝術品制作任務，各類繪畫、工藝品乃至槍炮等實用器具均由其制作。
清代宮廷龐大的殿宇和園林需要數量很大的陳設雕塑品，因而雕塑工藝品的制作是造辦處很為重要的職責之一。清宮造辦處制作雕塑的部門很多，云集了民間較出色的雕塑藝人，其雕塑類型有金屬雕、玉雕、木雕、石雕等等。各部門緊密協作，在相互借鑒中形成了清代雕塑整體藝術風貌。因造辦處各作在歷朝都有撤并，因而這些雕塑品類的制作部門常常變換，現以嘉慶四年為例概說一下清宮雕塑品的制作部門。匣裱作和油木作中均有杰出木匠制作各類木雕制品；金玉作則負責制作各類鍍金雕塑和玉雕制品；銅銼作負責銅質雕塑品的制作；鑄爐處則負責各類金屬雕塑的冶燒工作；如意館中辦有不少金玉雕等等。
造辦處管理的各類雕塑品并非完全來自宮廷內各作自制，其樣式也并非全由宮廷藝術家來制訂。造辦處除了在宮內及圓明園、承德避暑山莊等地自行制作外，其還負責保存維護大量歷代雕塑精品，特別是以明代雕塑品為多，揭示了清宮崇尚前代藝術的審美傾向。這些歷代雕塑品成為造辦處模仿學習的楷模。造辦處還大量征集各地雕塑高匠入宮制作，以保證宮廷雕塑藝術始終處于國內頂尖水平，甚至還聘請有一批西方藝術家負責指導和監制工作。每年，各地都要朝貢大量的各類精美雕塑品以慶賀宮內各種慶典活動，這些也成為宮廷雕塑品借鑒的對象。需要指出的是，清宮造辦處并未在宮內設立陶瓷雕塑部門，所有宮廷瓷雕制品都需在景德鎮御窯廠完成，為此，乾隆二年時，造辦處己專門設立了“江西燒造瓷器處”以監制各類瓷雕作品。
明代時，景德鎮就已在珠山設立御器廠進行宮廷用瓷的制作。清代時，隨著造辦處的設立，御窯廠實際上成為造辦處的外放部門。造辦處在宮內的機構部門中僅琺瑯作與瓷業有關，在由景德鎮運來的白胎瓷上從事著宮廷琺瑯彩的制作工作。雕塑在陶瓷裝飾技法中是較為復雜的一類，工藝和藝術要求都很高，因而在宮內無力完成，而全交由景德鎮御窯廠完成。明代時，景德鎮御廠所制作的雕塑制品很少，顯然是因為明代并未設立專管于工業的造辦處，因而無法為御廠提供全面而完善的技術指導和樣式參照。清代造辦處的設立，并在乾隆二年明確地將御窯廠列入其控管范圍之內，從而使御窯廠能夠得到宮廷各于工業部門的大力幫助，使得技藝水平大幅度精進，而這即包括瓷雕藝術。
清代是瓷雕藝術發展的巔峰時期，其藝術類型之豐富、裝飾手法之多樣、雕刻技藝之高很均達到空前絕后的程度，而這一成就的取得和宮廷造辦處的參與有著直接而密切的聯系。
首先，御窯廠瓷雕產品主要用于宮廷各殿陳設之用，因而必須嚴格按照皇家典制和審美風格米組織生產，不能夠隨意進行，其樣式大都由造辦處提供。造辦處通常的做法是由宮廷木匠璇制木樣，然后發往御窯廠，由御窯廠雕塑工匠按樣制作，制作完成后可以施以各種釉彩呈進宮內，再由帝王親自考量其是否合格。由于瓷雕不同于木雕，因而御窯廠并不能完全按照木雕樣式進行制作，這樣也必須呈報情報予以解釋，否則將受到嚴厲處罰。如乾隆帝曾命唐英燒制白瓷觀音，而唐英遲遲未能按時完成，即受到帝王斥責，其后才燒制成功。除璇制木樣外，造辦處還經常以畫樣的形式傳達，甚至還常常將歷代雕塑名品直接發送給御廠，使其照樣制作。
第二，造辦處派遣官員直接對御窯廠進行監管，以提高其瓷塑水平。御窯廠并不完全受造辦處管理，其所實行的是雙管制，即由上部官員和內務府官員共同管理，而內務府通常派出造辦處官員進行管理。清代的督陶官員唐英即是造辦處外派大員。唐英詩書畫皆通，在造辦處從事繪制畫樣等工作，官至內務府員外郎，為雍正帝的親信大臣。其外派至景德鎮御窯廠后，對皇室忠心耿耿，與工匠同食息三年，由外行變為內行，全身心投入，終于成就了御窯廠歷史上較的“唐窯”輝煌。瓷塑是唐窯較突出的成就之一，明代時，獨領瓷塑風騷的是德化瓷雕，而至清代時，在唐英的管理下，景德鎮瓷塑空前興盛，改變了瓷雕格局。
較后，造辦處與御窯廠人員的交流促進了瓷塑水平的提高。造辦處常常將御窯廠的高匠調入宮廷從事工作，從而使御窯廠上匠有機會向造辦處其他部門名匠學習。造辦處有時還會派遣宮廷輛匠到御窯廠指導和制作。造辦處和御窯廠之間人才的經常性相互交流使得御窯廠瓷塑人才在創作上能夠緊貼宮廷藝術，使技藝不斷得到提高，充分迎合宮廷趣味。
清代御窯廠瓷塑產品是歷代官窯中生產規模較大的，數量之大之豐令人嘆為觀止。御廠瓷塑產品全部供應宮廷所用，其中數量較大的為各類佛教雕塑尤其是藏傳佛教瓷雕較為豐富。藏傳佛教在清代宮廷中具有非常尊崇的地位，被清代統治者視為正統，宮廷中設有中正殿念經處專門負責管理藏傳佛教，宮廷大小佛堂遍布，需要大量的雕塑制品。每逢慶典之時，各地都會向宮廷進呈數量驚人的藏傳佛教雕塑，各種材質均有。景德鎮御窯廠承接造辦處下達的旨意，制作了數以萬計的瓷雕作品用于供奉于宮廷各處，包括各類坐佛造像、瓷塔、八吉祥、大法輪等等。許之衡《飲流齋說瓷》日：“瓷制佛像，有立者，有坐者，半臂袒裼，持宅塔諸法具，各有意態。” 清宮之所以遍布瓷雕作品與其以瓷代銅作為禮器的政策有直接的關聯，這一政策直接促進了御窯廠雕塑制品的豐富化。藏傳佛教瓷雕制品以藏區入負金屬雕塑為樣本精心制作，技藝高很、精美絕倫，民間很少有同類產品可與之相媲美，成為清代宮廷瓷雕的經典之作。和明代德化宗教瓷雕以本體釉色呈現所截然不同的是，清宮佛教瓷雕均施以各種釉彩，使瓷雕呈現出富麗堂皇、五色繽紛的藝術風貌。其中許多通體施以金釉，并以各種釉色表現鑲嵌宅石，與金質或锏鍍金雕塑幾乎一模一樣，堪為鬼斧神工之作。這類精品的制作品然有造辦處的宮廷高匠參與其眾。
清代御窯廠生產的另一類經典瓷雕產品為象生瓷。象生瓷仿造大自然的動植物形態進行制作，在清代頗為流行，尤其是在乾隆時期更是達至很盛。象生瓷的風行是乾隆帝標新立異的審美情趣驅動下而出現的。其所仿制的植物主要為各類瓜果類以及蔬菜，以石榴、桃、蓮子、荔枝、花生、藕、菱角、西瓜、核桃、栗子、荸薺等具有吉祥寓意的較為常見，動物類的辦如此，如螃蟹、鯉魚、豬頭等。象生瓷大都Lj與餐盤連為一體，擺放在餐桌上既可收到以假亂真之奇妙效果，同時寄托了人們對美好吉祥生活的向往。象生瓷以很為逼真寫實的風格加以表現，而這與西洋風東漸有直接關聯。西洋傳教士藝術家早在明末時即己進入中國，但并未在宮廷中引起關注，而在清代時，因清帝王對西方藝術采取包容吸取的態度，西方傳教士藝術家大批入宮，這其中亦不乏雕塑高手。西洋藝術家皆為造辦處所管理，其寫實風格的雕塑作品很快為御窯廠所借鑒和學習，因產生耳目一新之效果而在宮廷中迅速風行并傳至民間。
象生瓷只是清代御廠瓷雕效仿西洋風的一個方面，實際上整個御廠瓷雕都透著一股濃郁的中西合璧之風，其人物造像結構把握較準確，彩飾彩用渲染的于法以突出形象的立體和層次感。御廠瓷雕產品中甚至還有一部分人物雕塑是西洋人像，是對西方國家入負的雕塑藝術品的完全模仿，體現了清帝王對西洋藝術的嗜好。
綜上所述，清宮造辦處對于景德鎮御窯廠瓷雕發展的促進作用是十分顯著的，使御窯廠瓷雕藝術在整體上蜢現出富麗華貴、精美絕倫的皇家藝術氣派。除積很意義外，造辦處辦對景德鎮御窯廠產生一定的消很影響，使御窯廠瓷雕形式拘謹、程式化生產而失卻了民間雕塑那種靈動自由的生氣。如今景德鎮瓷雕藝術更加興盛，在創作上不再受到各種束縛，呈現出多樣發展、百花齊放的喜人局面，早已建出廠傳統瓷雕的窠臼而與時俱進，具有時尚感和國際化氣息的陶藝雕塑裝置發展辦呈現出令人驚訝的增長態勢。